特殊时期的特别法庭   ——论岳池“土改人民法庭”“三反” 法庭的地位和作用

蒋芝全 钟华
2020-05-27


19501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岳池人民政权建立,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岳池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后,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异常复杂的形势。在政治上,各种反革命力仍负隅顽抗,妄图颠覆新生政权在经济上,新政权接受的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全县生产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特别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更是难以度日。因此,能否尽快地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生产恢复起来,在政治上站住脚,成为新政权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面对百废待兴的局势,岳池县委、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人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经济开展了清匪反匪,镇压反革,征收公粮,取缔反动会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新民主改革,“三反”、“五反”和党的建设和恢复国民经济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充分体现出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岳池县委、县政府执掌政权的能力。本文主要阐述,在建国初期,岳池县委、县政府运用法律审判,保护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利开展以及作用意义。

一、顺应形势需要,成立特别法庭

(一)土改特别法庭

1950年冬,岳池县委、县政府遵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川北区党委、川北行署的直接领导下,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组织在北城乡四、五、六村进行土改试点,取得了农村阶级状况,地租、劳役剥削,贫农受压迫剥削情况和对土地迫切要求等资料,为全县土改工作积累了成功经验。岳池土改195121日召开会议,培训骨干、部署工作,月底工作队进村,到5月底结束。次年春,开展土改复查工作。

19506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五章32条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各县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的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对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农民代表所选举及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立。”人民法庭的任务在第33条中规定:地改革完成以前,为保证土改革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牲畜、砍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和处分。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和弹劾各级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19509月,为保障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清匪反霸,保障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岳池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法令,成立岳池县土改法庭,由审判长、副审判长各1人及审判员1119人组成,审判长由县长曹廷明兼任,副审判长由县委书记杨明正,公安局长康岐山担任。土改法庭另设3个分庭,酉溪分庭由解登峰任审判长,陈笃任副审判长,审判员19人;罗渡分庭由王敬之任审判长,孟玉山任副审判长,审判员14人;苟角分庭由赵文华任审判长,张一峰任副审判长,审判员16人。

(二)“三反”“五反”法庭

经过清匪镇反、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三大革命运动和其他民主改革运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岳池的绝大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都能严格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腐败的方针,自觉地做到联系群众、廉洁奉公、遵章守纪,生活节俭,从各方面抵资产阶级衣炮弹”“香风”的基础。大批工商业者,在国家保护工商业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的政策指引下,大部分能较自觉地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不满足于正常经营获得一般利益,力图用国家干部行贿而使其放弃党的政策或者以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窍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而在干部队伍中的个别人,在革命胜利后,逐渐滋生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一些思想不正、作风不纯、立场不稳的人,经受不住腐蚀拉拢,与之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阻碍着新政权建立后所肩负的新任务的实现。为此,岳池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党央和上级党委的要求,从19521月到年底,在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开场了一次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户,盗窍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1952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营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的猖进攻的指示》。1952328日,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19525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中央一级“三反”法庭职权通知》,为法院审理“三反”中案件指明了贪污罪的认定,犯贪污罪的具体情节轻重标准,从重加重处刑条件,从轻或减轻处刑的条件等具体规定,为法院审理此案例作为准则,为配合运动,19511月,岳池县成立“三反”人民法庭,由县长陈笃仁兼任审判长。对“五反”法庭的成立,按1952324日政务院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县、市不单独设立法庭,而有关“五反”运动的案件,由县人民法院审理。

二、根据形势需要,依法进行审判

按照《人民法院组织通则》规定,土改法庭是人民法院民事庭,刑事庭以外的特别法庭,是人民法院的组成部,是一种带有群众性的司法机构,是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行使审判权,是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执法机关,土改法庭办理案件,依靠人民群众和土改工作队队员,收集罪犯的证据材料,对匪特案件应死刑者,报经南充行署批准后,宣判后被告人无上诉权。土地改革中,其他案件的判决不服者可以由县人民法院复审,对复审不服者,可以向南充行署提起上诉。对判处死刑者之人犯,一经批准,县庭或分庭就地召集公审大会,执行判决,并布告周知。岳池土改法庭成立后,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公安机关、土改工作团(队)的紧密配合下,依靠基层群众,把法庭开在基层院坝,实行就地办案,就地审判,就地宣判,镇压和打击了一批恶霸、土匪、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据195123月记:由土改人民法庭审理判决执行死刑的反革命131名,匪特23名,恶霸173名,不法地主6名,以及其他各类案件执行死刑351名。1951年全县土改法庭和县法院共审理判各类刑事案件2256件,判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2342名。其中反革命案(含匪特、恶霸案)988件,判处各类刑事犯罪1005名;一般刑事案件1268件,判处各类犯罪人员1337名。从土改法庭成立到1954年撤销,4年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106件,判处各类罪犯4536名,其中反革命案1024件,判处各类罪犯1041人,一般刑事案件3082件,判处各类刑事罪犯3495名。

岳池“三反”“五反”法庭成立后,按照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央一级“三反”法庭职权的通知》对贪污罪的认定,犯贪污罪情节轻重标准,从重加重处刑案件、从轻或减轻处刑条件为准则,依据中人民政府政务院《“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针对在“三反”运动中岳池暴露出来的大量贪污盗窃与社会不法商人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况的行为密要相联,而通过群众和坦白交待贪污在1000万元(1万元折新币1元)以上的“老虎”143人(其中1000万元至3000万元的56人,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20人,5000万元至1亿元的23人,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44人)。按有关规定,岳池“三反”人民法庭对其行使进行传讯、逮捕、拘押、释放,并依据情节判处机关管制,劳役改造,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缓刑、免刑、无罪之权。对刑事案件的批准权,一般有期徒刑由南充专署批准,无期徒刑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死刑由政务院、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批准“三反”人民法庭判处后,被告或原告不服的,可以在三日内向当地各级法院上诉。岳池“三反”运动的群众性揭批斗争,在19524月底基本结束,5月转入核实定案,追脏处理,整个运动历时9个月。1952年“三反“法庭和县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53件,判处各类刑事罪犯475名,其中贪污案件40件,判处贪污犯44名,其他刑事案件312件,判处罪犯430名。1952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适应形势需要,推动运动发展

建国初期的岳池土改人民法庭和岳池“三反”人民法庭是在岳池土地改革和“三反”运动的特殊时期成立的特别人民法庭。在那特殊时代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其意义十分深远。

首先,是打击作用。岳池土改人民法庭和岳池“三反”人民法庭,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法令,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匪特、恶霸、不法地主贪污犯,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审判,处决了一批极大地打击了这些的嚣张气焰。岳池土改前共有10个区,54个乡,548个村,6023个组,1391万户,61.78万人,据7个乡的抽样调查,6.4%的地主,占有64.1%的土地,而56%的贫雇农,却只占有3.8%的土地

岳池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军统特务皮诘民潜回岳池组织“西南游纵队”;国民党国防部政工总队人事科长黄心白率敌特18人,携带各种美式枪支来岳池以“青年军”为核心组成“国防部人民保国示范军岳池九纵队”,反动军官徐诚组织“军人协会”。据统计,岳池解放后,由上述国民党党政军特直接或间接领导的地下反革命军事新组织计34个,有中队长以上骨干分子共352人,匪众2558人,分散在华蓥山、黄龙寨、金城山岗等山寨、乡、村。另有各种性质的土匪计63股,匪众1532人,再加上解放后从外地回来的各类反革命骨干分子,全县计有反革命骨干3833人。这些反革命组织及其骨干分子和反动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气焰十分嚣张,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加强对这些反革命和封建地主的打击和审判,是进行土地改革的首要条件,固而土改人民法庭的作用十分重大。

其次是教育作用。岳池土改人民法“三反”人民法庭在打击和审判罪犯的同时,利用现场审判和执行的方法,注重打击和教育并举,一方审判和打击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方面教育观望的反革命和不地主,使他们弃暗投明,向人民靠拢,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三反”对象的罪行,通过控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起高昂的斗志和革命热情,使他们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和“三反”运动的最后胜利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顺乎民意,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胜利,为岳池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三反”运动中,法庭深入群众,采取大会号召小会座谈个别动员相结合的方法,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发动和依靠店员2人,小商贩及城区居民,大胆检举,并提出保证不泄密,在街头设立“三反”运动密告箱,鼓励群众,投入运动,使一些与“三反”内容有关的人和事,纷纷被揭露出来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

第三是推动作用。在土地改革和“三反”运动的特殊时期,岳池土改人民法庭和“三反”法庭对推动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土改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是一次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巩固和岳池未来的发展。岳池土地改初期,广大贫雇农民虽然经过一年多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政治思想觉悟有一定的提高,但新生的岳池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不久,还未来得及对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民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发动,而地主阶级则不甘心失败和放弃既得利益,时时处处采取各种破坏手段 农民群众的斗志,致使一部分农民群众的情绪不稳定,存在着“怕变“怕报复”怕土改工作队走后新分土地被地主压回“三怕”思想,而在“三反”运动初期,由于骨干力量不多,部分干部参与热情不多,个别部门的领导干部借口怕压制民主,放弃对运动的领导,使运动不够深入具体,针对这些情况,岳池土改人民法庭和“三反”人民法庭在审理案件的同时,组织召开各种规模的苦会,发动贫苦农民通过算剥削账,血泪史,对地主恶霸,对封建剥削制度展开控,配合政府清理整顿乡村政权、农协会和农民自队,保证贫雇农的领导,使岳池无地或少地的农民420453人分处土地321700亩(不含自有土地)。在“三反”案件审理时,认真按照“三反”文件,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川北党委的有关指示,做到实事求是,定案准确,保证了对有严重问题的67人的处理公平、公正。


分享